天镇鞭杆拳
“鞭杆拳”以实战为要、凶猛激烈，虽名字中带有拳字，实则整套动作以短兵器搏击对打，比之赤手空拳杀伤力更大。兵器名为鞭杆，长一尺八寸许，用质地坚硬密实的红枣木加工而成，拿在手中如铁似钢，被其击中者非死即伤。
天镇鞭杆拳来源之说甚多。据传，很早以前柴家窑有两个精壮小伙，一个叫张武(又名五和尚)，一个叫王秃，年少时乞讨到少林寺，遇到高僧学会了鞭杆拳、手拳、甩棍拳及四门斗敌阵等拳法阵术。后来二人回到村里，把这些拳术、阵法传给了村人。又传，民国时柴家窑乡绅专门聘请河北蔚县刘拳师坐村传授鞭杆拳，全村男女老少练拳者蔚然成风。研究人员根据史料认为鞭杆拳应是明朝练兵遗存，柴家窑鞭杆拳是守边墩兵操练御敌之术的传承。
大同一带（原雁北地区）是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畜牧业和农业在这里交融互鉴，构成了独特的画卷,产生了许多**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天镇县地处山西之最北，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的最前沿，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多民族融合特色最为明显。由于地处边塞，游牧民族和汉族常起纷争，天远地偏，官府也鞭长莫及，能自我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地农民把一头挽有皮条、绳子，用作放牧牲畜的棍子称为“鞭杆”。鞭杆不仅用来放牧牛羊，也被当作防身之物。渐渐地人们肩挑手拄的棍子及日常生活中持有的烟杆、拐杖等棍状物与之融会贯通，一物多用，形成了集放牧、防身于一体的武器，由此逐渐演进为武术门类中一个特别的拳种——鞭杆拳。
明朝初年，虽然蒙古势力被逐出中原，但常有小股骑兵骚扰边境，极大地影响了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朝廷为了防御蒙古人的入侵，选择了修筑长城作为防御工事。长城有效地阻止了蒙古骑兵南下，为南北贸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缓冲区，为边民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长城作为一条阻敌屏障，需与其周边众多的塔楼墩台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些塔楼墩台由官府派兵常年驻防，称为墩军或墩兵，他们的任务是瞭望和传烽，也就是通风报信的工作。敌人来犯时，白天放烟、夜晚点火，方此时，狼烟四起、烽火连天、遥相呼应、相互警示。看到边关有所防范，敌人只好掉头遁去。墩台和长城可以说是明帝国版图中最边远的存在。值守墩台的墩兵更是几乎被遗忘的守家卫国的微不足道又不可或缺的边缘人。他们除承受敌人的威胁、随时有生命之虞外，还要面对残酷的大自然和艰难的生存问题。他们远离故土和权力中心，既没有朝廷的爱护，也缺少家人的关心，却是奋战在**线的帝国之盾。
洪武《诸司职掌》中记载：“凡边防去处，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景泰三年，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叶盛著《西巡杂诗》中提到：“野狐岭外月苍苍，万里城西路渺茫。行过墩台听人说，草头昨夜有微霜。” 景泰四年他写的《观风竹枝》中说：“高莫高似总高墩，眼里滦河清又浑。添土筑墩高百尺，得见阿娘朝倚门。” 《明孝宗实录》中曾提到：“边军之苦，莫甚于墩军。”无论史书还是诗歌中，无不传达出墩军的艰苦生活及他们对亲人的无限思念之情，读之令人动容。
自嘉靖始，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防压力，一方面为防止士兵脱逃，另一方面是为了分担军饷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负担。朝廷逐渐采取赐予墩军自行耕种的“养赡田”并且允许墩军随带妻小戍守的政策。在嘉靖中期以后逐渐制度化，万历时期发展成熟。《天镇县志》记载：明时,“不论在边在内多筑城堡，许凡军民人户于近城堡地土，尽力开种，使之自赡，永不起科。有警则入城堡,无事耕种。且种且守，不惟粮食足，而边塞亦实”。形势的发展使墩兵有了亦兵亦农的双重身份。家人的陪伴让他们更能安心戍防，有些人即便退伍也不再回乡，从此扎根驻地繁衍生息。
天镇县新平堡镇柴家窑村便是由明朝墩兵驻地发展演变而来。《天镇村镇简志》记载:“柴家窑居址距县治北24公里，是村为守墩兵士驻地，柴氏者首先定居，故名柴家窑。后来温、张、王姓相继迁入，村落壮大。柴家窑村三面环山,一直向北走，能到达瓦窑口村。山谷的出口两侧，矗立着两座墩台，明代曾设墩军，墩军后代即柴家窑最早立村之人，他们守护墩台、瞭望敌情，耕种土地、自给生活，闲暇时演练作战技艺。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习武健身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尚武之风一代代传了下来。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柴家窑的架打不得，新平堡的话说不得”(意思是，柴家窑村的人多会拳脚，到了这里不要随便跟人打架；新平堡村的人各姓氏之间多有联姻，说不准谁和谁是亲戚，所以闲话说不得)。村中即便妇孺也会三拳四腿，几乎人人能上阵对打，民风彪悍，恶人、土匪皆不敢来村冒犯。
鞭杆拳杀伐果敢之气,带有明显的战场味道，这与大明皇帝“练兵着重实战”的主张一脉相承。明初，放牛娃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主张“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占，未有不败者”。他告诫将官兵们，军事训练力求实战，避免花架子，战时如何打，平时如何练。永乐时，朱棣明令“军官须谙韬略，勤练习，以精武事”，他责令五军都督府为各兵种制定军事训练制度，墩兵也不例外。从号令识别、个人武艺、小队的阵法到车步协同，从部队宿营到行军、野营、作战都反复训练、考核。长进者受奖，落后者受罚。他多次强调,无用之法不学,无用之术不练，还常安排下面举行实战演习，让士兵们一较高下，在实战中提高技艺。
鞭杆拳套路招式动作与“校刀棍”如出一辙。明朝杰出军事家戚继光著兵书《练兵实纪》中关于校刀棍的描述。“校刀棍所以比敌马讨一寸便益之物也，俱用大棍。教师之法，一打一戳乃为正，余皆花法也。专戳马腹、人喉、马眼、人面。听中军竖红旗，刀棍手俱集中军听候，亦照前备二项木棍。听擂鼓,骑马飞驰，用短棍戳一下,即戳马眼、马腹也；次将长棍戳一下，即戳贼面也……务要戳入重，拔出速”。此外，每逢鞭杆拳表演，都要有鼓、钗配乐，鼓乐急，拳耍得快。场面与史料记载的古时演兵场景相似，柴家窑鞭杆拳源于明代练兵之法可考可信。
柴家窑村民所演练的武术除了鞭杆拳外，还常练习甩子棍、手拳、镰刀。甩子棍,分两节,下长上短,“底节长1.5米，上节长7寸，两节中以3环相连，又套2空铁环。棍直径2寸左右”。这是一个棍锤结合的武器，上部的顶棍用生铁铸成，舞动者需超常的臂力，才能发挥威力。甩子棍主要针对有盾牌防护或持长棍长枪的敌人。对方格挡之际，套在圆环内的顶棍转向，从对方无法遮挡的侧面击打。练习甩子棍时，需有两人配合，一攻一守，一打一防,才能掌握甩子棍的精妙所在。甩子棍可以说是鞭杆的延伸。至于手拳和镰刀，目前已失传，村里老人回忆，手拳类似今天军队的擒拿格斗技。镰刀，顾名思义，是以镰刀作为兵器的作战技法。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镰刀当作武器，与明代边镇军士屯田有关。军兵们种地时一旦遇到敌人偷袭，来不及取刀枪弓弩，使用手中的镰刀即可迎敌。
20世纪70年代，柴家窑村里青壮年等几乎都参与鞭杆拳、甩子棍的训练。80年代，武术队常组队参加县、乡两级的文化活动，甩子棍下场时必引发轰动，喝彩声接连不断，每当表演到险要处，常有人捂双眼不敢直视。
2020年，央视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风靡海内外，其中第十集有一段精彩的武术表演。在长城军堡的背景下，两名身着黑衣的精瘦汉子，挥舞手中的木棍对打，动作凌厉、闪转腾挪、挥舞自如。这段被央视记录并向全世界传播的武术就是“鞭杆拳”，表演者是来自柴家窑村64岁的张来有和61岁的李宝业。今天的柴家窑村，能熟练记得鞭杆拳套路的只有他俩。两人祖辈世居柴家窑，平日里种地务农，闲暇时挥杆对练作为消遣，才使得这个神秘的技艺得以保留。他们的教练是当年村小学老师温步福。温老师授课之余，组织学校里的孩子们练习武术，强身健体，所教除鞭杆拳外，还有甩子棍、手拳、镰刀等长短兵器。师父是鞭杆拳第三代传人，他们属于第四代。当时柴家窑小学武术队在乡镇学校汇演比赛中获过集体奖一等奖。后来第三代传人相继离世，曾经的师兄弟，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弃武不练，会武术的人越来越少。原来几套拳，如今只剩张、李二人还会其中的手拳和鞭杆拳，但不够完整。更令人担忧的是，再往下根本没人学了，极有可能要失传。
近年来，天镇县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特别是对于鞭杆拳这一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拳术，县里专门组织人员进行录像并整理相关资料，相信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会有更多人喜欢鞭杆拳，并将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