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新平堡镇马市口
每年农历五月十八，天镇县新平堡镇就开始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会期通常十天。此时，山南海北商贾云集，贩夫走卒、杂耍卖艺者纷至沓来，交流会规模宏大，堪比县城。这一传统是新平马市口蒙汉交流互市的变迁和延续。马市口村是新平堡镇的一个自然村，当地的人们称其为西马市，冠以西字，是因为距此东约二十多里的河北省怀安县渡口堡乡，也有一个马市口（东马市），两者相对而言，都是明代设置马市而逐渐形成的村落。
新平马市设在新平堡玉皇阁的西北。核心区域占地近20多亩，里边生活设施齐全、交易场所完善。北面建有迎宾楼，迎来送往做买卖的商人、货物。南面建有宣威楼，高大威猛，用来办契约文书，宣扬大明国威。东南侧设有千总府，专司收买马匹和市场管理。马市中常设边将、守备各1员，中军、千把总7员，旗军1642名，马、骡596匹（头）。明面上是用以维持市场秩序，实际上是明朝官员的戒备心理使然。开市之日，蒙部族派三百人驻守边外，明官兵五百人驻市场，货物赴官验放后，方准入市交易，“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据《万历武功录》记载，“新平马市番以牛马、皮张等物与明贸易。一年贸易量为：官易马匹726匹，值4253两白银；民易马骡3233匹，牛羊大率3559头。”俺答部落甚至在新平堡镇大营盘村建起了贸易货栈，用于互市贸易货物的储存和转运。民间与官方交易三七比例，后更被认定为“国有榷场”。客商200余家，物资堆积、羊叫马鸣、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当地民间流传有“南贸粮棉布绢茶，北易牛羊骆驼马”，汉蒙互为有利,“至是来者众”。其他马市大都是以物易物，唯新平马市以白银交易为多，每次互市交易量都在五千两白银左右。一时间，新平马市繁华无两。
一些朝廷大员常来此巡视。于谦任山西巡抚巡查大同，途经新平马市口时写道：“灶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说明当时的大同煤炭也是晋商对蒙贸易的重要物资。清顺治年间《云中郡志》记载，按察使秦廷奏巡查宣大两镇，路过新平马市口留下诗篇《过新平步韵立碣北台》：西来筑马向危边，斗大孤城山色连。远塞喜看烽烟静，中原帐望羽书传。春风不散千岩雪，落日犹寒万灶烟。市罢台空屯种急，免从御府龢金钱。诗中描绘新平马市孤悬边塞，马市繁荣则意味着边境和平安宁，人民安居乐业，朝廷心里踏实。马市不仅仅是经济需求，更是国家战略。当时这里“各族络绎，商队接踵，店铺林立，旌旗飘扬，戏场人头攒动”，其热闹景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现在马市口的风采已不复存在，许多建筑历经几百年风摧雨淋，只留下些许断壁残垣，在历史的天空中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马市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互市的一种固定场所，因最初以交换或收买马匹为主﹐故名马市。在冷兵器时代，作为单兵作战的坐骑和交通运输工具，马匹相当重要，而北方游牧民族养马甚多，这是马市出现的根本原因。汉、唐﹑宋﹑元等朝皆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马市交易。大明建国后，承袭前朝，多设马市。
明灭元后，北方边境，在东部与刚刚开始兴起的女真族，在中西部与被逐出中原的蒙古部族（鞑靼、瓦剌等），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军事对峙。战时，边关紧闭、刀光剑影、战马嘶鸣。和时，开放互市、人头攒动、货物堆山。与女真互市的主要是辽东马市（女真入主中原、建立大清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蒙人互市的西部马市由于地广人稀、物资匮乏而作用微弱，中部的宣大马市因距中原及京师便捷而备受朝廷重视。其时，九边重镇中，由于宣大两镇是拱卫京畿的边关重镇，朝廷在边境开设马市时也万分小心。
新平马市建设在战争的最前沿，是大明朝廷根据边防要求和国家战略开设的，其开市和闭市与国家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周边各民族在此交易物资、互通有无。内地商人将布帛盐茶等生活物资运达马市，再从马市把马匹牛羊等牲畜及牲畜制品运往中原及南方各省。商队从这里跨长城，进帐篷，为蒙人送货上门，把物资远销到呼和浩特、二连、库伦及俄罗斯，甚至更远的一些欧洲地区。山西晋商的形成与此也不无关系。
新平马市的兴衰，与蒙古部族和大明势力的此消彼长关系极大。明正统三年（1438年）4月，被逐出中原的蒙古人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兵强马壮、羽翼渐丰，对曾经的故土虎视眈眈，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明王朝为了减少刀兵战祸，怀柔强悍的蒙古瓦剌部族，批准了当时大同巡抚卢睿的请求，在宣大两镇开设马市，对蒙古人厚加优待、笼络人心。朝廷还派出懂蒙语的“翻译”协助，与瓦剌部落进行交易。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明朝怀柔强敌的绥靖政策并没有安抚住蒙古人的野心，抢掠财物、骚扰边民渐成常态。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向明朝贡马并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事端。七月，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进犯。其中一支由他亲率进攻大同，“兵锋甚锐，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丰镇境内）。前线接连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听闻，龙颜大怒，在王振的蛊惑下，准备御驾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和众大臣上疏劝谏，“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但明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率50余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文武大臣均不得参与军政事务，一切皆由王振专断，内部互相倾轧、离心离德，毫无战斗力可言。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7月28日，途径天镇，8月1日，进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退，心中暗喜、全速北进，忽闻先锋部队惨败，则惊慌失措全线撤退。撤退时经过王振家乡蔚县，其窃以为“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于是说明意旨奏请陛下，英宗欣然答应了他“衣锦还乡”的要求。况且这次又是“驾幸其第”，王振在老乡面前可以大显威风。可当时庄稼生长旺盛，王振怕大军踩踏损坏庄稼，不断变更路线，以至于行动缓慢。当明军退至宣府土木堡时，瓦剌兵追袭而来。此一战，明朝50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王振及文武大臣尽数丧命，英宗被俘。此事件便是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对外政策趋于保守，新平马市随之关闭。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经明庭和俺答汉双方谈判酌定新平堡镇的马市口重新开市。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蒙汉矛盾再起，马市又一次关闭。之后20年，明蒙边境战争频繁不断，双方疲惫不堪。尤其是蒙古“各边不许开市，毡裘不纳夏热，缎布难得，战火又使边外野草烧尽，冬春牲畜饿死无数。”宣大边民更是渴望重开新平马市。
隆庆二年(1568年)，63岁的蒙古土默特首领俺答汗迎娶了18岁的女子金钟。金钟天生丽质、聪慧过人，是俺答汗的第三位夫人。她嫁给大汉以后，人们便不再称呼其本名，而叫她“三娘子”。历史上，因为一个女人而导致父子相争、兄弟阋墙事件不在少数，而爷孙争宠者为数不多。三娘子与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自小青梅竹马并订下婚约，如今自己心爱的人却成了爷爷的老婆，把汉那吉一怒之下转投到了大明。俺答汗气急败坏，立刻征调十几万大军，意图讨回“逆孙”，大战一触即发！
把汉那吉与爷爷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叛逃大明，成了烫手山芋。为此，大明进退两难。如收留他则给了俺答汗发兵中原的口实；如拱手交人则徒长敌人气焰。此时的大明朝刚刚经历了“白莲教”的祸乱，国力衰弱。教会头目、余孽叛逃蒙古者甚多，蒙汉关系紧张。大学士张居正权衡利弊，力图让大明从中渔利。他制定了交换条件——用把汉那吉换白莲教教主，并答应俺答汗互市请求，维持当前的和平状态，做到双方皆大欢喜。
这一事件中，三娘子可谓是功不可没。她虽然是草原中长大的女儿，但并不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之辈，也不是儿女情长的泛泛之辈。相反，她不仅具有草原女儿的骁勇，还熟读汉学经典，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处理“把汉那吉降明”这一事件时，向俺答汗积极建言献策、力主和平。由于其品行高尚，智勇双全，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大汗信任。隆庆五年（1571年）蒙汉就交换人质和通贡互市达成协议，史称“隆庆和议”。俺答汗还接受了大明朝的封赏，获得了“忠顺义王”的封号，夫人三娘子也被封为了“忠顺夫人”。她去世后，明朝派遣使者为她风光大葬，修庙建祠记述功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隆庆和议后，朝廷拨出白银再开马市，新平马市得以恢复往昔繁华。
“土木之变”“隆庆和议”，新平马市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新平马市三开三闭，直至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变迁的必然。隆庆和议使得蒙汉两族一释前嫌，开放互市的和平贸易替代了烽火狼烟的战争掠夺，其他各族也竞相效仿。大明王朝北部边疆四十年再无用兵之患。出现了“东自海台，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沿边旷土，皆得耕牧，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俺答汗纳款，马市互易，边塞无警，畿辅晏然”的太平盛世景象。正是这种集聚在边境的贸易，使蒙汉各民族展开了空前的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