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万达与李二口错长城

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潮州府揭阳人。明朝中期名臣、诗人，官至兵部尚书。翁万达出身寒门，嘉靖五年(1526)进士，时年28岁，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经吏部尚书张居正、兵部尚书毛伯温等名臣推介，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后因背疽复发病逝于回乡途中，卒年55岁。

翁万达虽非天镇人，但其建功立业多与天镇边防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二口错长城更是在他的主张之下改弦更张，收回沃野千里，边民安居乐业，一时传为美谈。

大明灭元后，蒙人被逐出中原大地，势力渐微，逐渐分裂为东北的鞑靼和西北的瓦剌两部。明中期时，鞑靼、瓦剌两部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逐渐兵强马壮。他们常南下烧杀抢掠，但来去无踪，边民不胜其扰，边防压力非常大。当时朝廷众大臣中，翁万达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大家力荐他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翁万达到任后，面临的是残破不堪的边务，“城垣低薄，墩台稀疏加以防守不严，虏贼易踏，连岁深入，如履无人之境。”宣府，大同两镇为甚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形成了百余里防御空档。基于现状，翁万达果断下令将总督府迁至阳和卫城（现阳高县），“适中之地，以便调度”，有力地协调了两镇之间的关系，并着手增强大同军镇和宣镇北部防御事宜，宣大边防焕然一新。

《明实录》记载：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堡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斩崖削坡五十里。至此，新修边墙与之前两镇边墙彻底连为一体。沿墙内外砌土石墩台共一百五十四座，修建了新平、保平、镇口、镇门、守口堡五堡，整修平远、长胜堡两堡，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完整的长城军事防御体系。

最为重要的是，新修边墙的日常防务分工明确，分别由大同、宣府按辖区各司其职。阳和开山口至宣府镇口台之间边务由大同负责，镇口台至李信屯之间边务由宣府负责。明令规定“居常戍不备，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垣下应援者，罪宣府。”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宣大两镇在防御作战中缺乏应有的配合以及两镇之间防御力量薄弱等问题。

新修的防御体系除少数在今天的阳高、怀安境内，大部分在天镇县。尤其是新平、保平、平远三堡的设立，地处宣大交界，皆踞险要，“出山口若莺嘴然”。“虽居大同军镇，实为宣府唇齿”，“此为首祸之地，不可不严饬也。”因新平、保平和平远三堡实为嘉靖二十五年新扩展自境外之国土，是翁万达因时因势作出的正确判断下所为，新平三堡，像一把尖刀，直插鞑靼黄台吉部驻牧前沿。如是，大同宣府两镇珠连璧合，御守有成。翁万达总督宣、大、山西三镇军务，常驻阳和卫城，六年间的很多举措为明廷带来了一片安宁。一是“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寇乃不敢轻犯。墙内戍者得以暇耕收、边费亦日省。”二是练达夷情、深谙军事。在铁裹门鏖兵、鹁鸽峪血战、阳和退顽敌、曹家庄大捷等战役中，给予俺答部落迎头痛击，阿勒坦虽“势方张，控弦数十万，”但总不敢大规模进犯边关。三是战抚结合，在处理俘虏的问题上，除罪恶凶顽之徒，大部分教育后遣散或送出关外。体现了一名武者的仁心，使虏猷感激涕零。四是嫉奸除暴。宣府副总兵姜爽与豪宗恶少多方盘剥军民，翁万达上书弹劾，直至罢其官，撤其职。五是积极上书，提议和俺答部落通贡互市，结束无休止的战乱，还边民于太平，虽没有得到嘉靖帝同意，但为其后的隆庆和议打下了基础。

嘉靖二十八年(1549)，已是兵部尚书的翁万达，正要一展抱负，肃清边患之时，其父亲翁玉辞世，按照明制，大臣遇丧事，可守丧三年，称“终制”。于是他只能回乡奔丧。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得知消息，挥军南下，兴兵犯境、大同很快失守，随后，爆发了十万蒙古铁蹄兵临京师城下的“庚戌之变”。时年六月，俺答率军攻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时任宣大总兵的严嵩死党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先攻宣府，赖有马芳抗击，未果。俺答随后在向导指引下，声东击西，于八月十日以数千骑佯攻古北口，自率主力从古北口西黄榆沟跨越长城，先至密云，转而攻怀柔、昌平，直抵通州。俺答纵兵四掠、京师告急。而不明就里的嘉靖帝，听信严嵩父子，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诸军。继而又听信严嵩“坚壁为上，饱掠自去”之策，“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结果，在九月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后，“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

“庚戌之变”暴露了明王朝政治的腐朽、军事上的腐败，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有的、不可或缺的经济联系，也表明了明朝统治者罔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错误的政策。《明实录》的史官志就“庚戌之变”评论道：“虏自壬寅(1542)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这充分证实了翁万达的先见之明。

危难之时，嘉靖帝朱厚熜又想起了贤臣翁万达，不顾“终制”，急诏其返抵边关，掌其督抚重任。翁万达因老家潮汕离京师路途遥远，且背疽发作，“终制”未满，未能及时启程。加之严嵩、仇鸾之流“衔旧怨、谗言构于帝”，结果翁万达被降职派往紫荆关。再后来被“削籍为民”，在回岭南老家途中客死舟中，享年55岁。直至隆庆帝，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敏”。翁万达文韬、武略兼备，可惜不幸辞世。其著述丰赡，今存《东涯集》《稽愆集》《稽愆诗》《总督奏议》《三镇兵守议》等。今人辑有《翁万达集》。

翁万达在天镇留下的长城、墩台、军堡等军防设施今天仍历历在目，关于翁万达是张飞再世的故事在天镇民间广为流传。嘉靖25年，长城修到天镇县境内，大同总兵周尚文最初决定沿环翠山麓向东至水磨口，再到二郎山下李二口，经张仲口、瓦夭口、直到河北怀安李信屯，与宣府镇境内长城相接。这条线路的优点是途经土地平坦，修筑长城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缺点是把整个新平堡和西洋河谷排除在外了。当时宣府都御史孙锦认为新平堡有数千户人家，几千顷土地，广袤肥沃，不应该拱手让于鞑靼。尽管孙锦多次和周尚文交涉，周还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长城很快就修到了李二口村，孙锦无奈上奏朝廷。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倭患严重、海防吃紧，朝廷正集中人力物力全力抗倭。嘉靖皇帝接到奏折，赶紧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众大臣认为边防和海防一样都关系到社稷安危，不可轻视。海防有戚继光将军坐镇指挥，不用担心。唯有北部鞑靼兵强马壮，不可不防。众大臣一致推荐兵部尚书翁万达出面调停此事。翁万达曾作为宣大总督统理过北部边防，对抗击鞑靼侵扰，修筑长城等事务尤为熟稔。他认为按大同方案，如果不把新平堡、西洋河纳入长城内，一则把百里沃野、千户人口拱手让予鞑靼，实为不妥，二则如若鞑靼偷袭雁北及京师，则山险中断，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蒙人可长驱南下直指京师，彼时对贴身近防京师的宣府极为不利。遵照宣府的设计要求，把新平堡和西洋河谷纳入长城以内，蒙古兵进犯时，有二郎山阻隔，可给宣府调兵赢得时间。由于新平堡和西洋河谷属于大同镇辖地，距离大同路途遥远，调动兵马粮草困难，就会加重大同戍边的压力，这也确实是大同的难处。经过慎重考虑，翁万达认为宣府长城走向的设计更为合理。同时，为了平衡两镇关系，他议定新平堡、西洋河一线长城修好以后，这一段的日常防务由大同负责，如守护出现差错，就要追究大同镇罪责。蒙人进犯时，虽然此地不属于宣府管辖，但距离宣府较近，宣府必须发兵援助，如果宣府西路军在战时不能及时兵援，那么就要治罪宣府。最后两镇相互妥协，事情才算了结。大同府从李二口向东多修出来的这段“错长城”只能废弃，按照规定从李二口向北开始重修，这就在李二口形成了向东、向北两个方向的长城，“错长城”因此得名。横亘在二郎山脚下的李二口“错长城”参差残缺、洪荒伟岸，让人肃然起敬，它是李二口长城景区一张靓丽的名片。现在它已成为游客慕名而来，回味长城历史，感受长城文化的**遗存。可谁又知道它竟然与大明重臣翁万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孙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