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生

《天镇县志》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个人，他“当官不像官，做人真像人”；都说“人走茶凉”，但他退下领导岗位许多年了，在天镇县老百姓中，还经常传颂着他；他生活俭朴、工作踏实，头上常年戴一顶破草帽，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就是“草帽县长”——李福生。

李福生，1927年生于天镇县东化林村，家境贫寒。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经历了人生的三大悲剧，可谓命运多舛。幸运的是他从一个放羊娃参加游击队，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一名贞忠的革命者。建国后，他足迹遍布天镇、阳高等雁北许多地方。在6个公社当了20年书记，在天镇县当了10多年副县长，他为国为民无怨无悔，公仆情怀始终如一。

2005年9月，在他临终前两个月，荣获了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亲笔题写章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他一生最崇高的奖赏。

李福生1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小脚母亲和四个妹妹。当时，四妹两岁半，大妹给有钱人家做童养媳，生活极其艰难。亲戚们见了都假装不认识，怕来借粮借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福生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地主放羊、搂柴拾粪、推碾子，帮助妈妈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45年2月，中共天阳怀联合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开辟敌后革命根据地。李福生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参加了游击队。站岗、放哨、送情报、为革命人士保管衣服军粮，很快成为革命积极分子。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天镇县内的**批共产党员。随后被推举为西化林村党支部书记、区小队队长。当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叫保警队，他们明目张胆地到村子里抢牲口、粮食，老百姓恨之入骨。1945年10月的一天，李福生领导区小队奇袭保警队，经过激烈战斗，保警队被打跑了。1946年李福生调到五区（谷大屯）当公安员，维持地方治安。随后去浑源学习革命理论。1946年临近中秋，区小队住在赵家窑村。一天夜里，地方红会、黄会来了许多人围歼他们。李福生率领队员们用自己的土办法，把五个地雷捆在一起，用细绳拴着，当敌人追过来，一拉引线，把敌人炸得鬼哭狼嚎。最后队员们冲出包围，甩掉敌人爬上了神头山。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侵占天镇，县委暂时转移到广灵、涞源。天阳怀支队和各游击区小队开展了游击战争。李福生和同志们坚持斗争，队员们平时不敢回家，在山上打洞藏身。晚上到平川活动，提着白土桶，在墙上写标语，宣传革命。此时的他们仅仅五六个人，装备不仅落后，而且少。枪是从国民党那里缴来的，每人只有三四发子弹，两颗手榴弹，不敢和敌人硬碰硬。有时困在山上，三五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1946年12月，天气异常寒冷。一天，李福生和队员们去袁家河村开展工作，在返回西化林的路上，打死了一只狼，正开心地扛上这只死狼准备回村打打牙祭。在山梁上遭遇一小股敌人的围堵，眼见得寡不敌众，他们纵身跳下了梁东面三丈深的沟，才摆脱了敌人。

解放后，李福生开始了乡村基层工作。无论在张西河、东沙河、南河堡，还是在孙仁堡、大泉山、马家皂，他都能和社员打成一片，接地气、接人气。不论在公社还是在乡村，一年四季，他天不亮就起床，去田间地头、沟渠、畜圈、树林转悠查看。早晨吃饭时就转回来，周围的情况也了然于胸。在大队、在地头他随时让干部汇报日常工作情况。地锄了几遍？浇了几水？劳力出多少？肥料送出几车？冬天积肥多少？每个村的基本情况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谁也哄不了他。每一个同志都得坚守岗位，因为他就是以公社为家，你不知道他啥时候就转过来。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打井、平田整地、修路植树、修渠、灌溉，就是常说的井电渠林路田六配套，每一项都完成得很好。他领导的公社在全区全县是数一数二的“红旗公社”。

1964年，他到阳高县搞“四清”，在孙仁堡公社包点。当时，他是“四清”工作队长。他找“四不清”干部谈心，让他们主动承认错误；同时他走访群众、倾听不同方面的意见，从多方面证实这个人有没有问题。若有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事前把各方面工作做好。他坚持实事求是，不让打人、捆人，坚决制止武斗。他一再强调，经济上有问题退款，其他由组织处理。孙仁堡公社“四清”没出问题，群众有好评、干部受保护。因此，他在“四清”后，便留任孙仁堡人民公社书记。

1972年，李福生调任东沙河公社任书记。季沙河一名村干部私自放孤峰山水库的水浇地，弄坏提水闸，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孤峰山水库蓄水浇地有规范有制度。时任公社书记的李福生马上组织人力、物力修好闸门，恢复生产，并对这位村干部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当时，县委书记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命令立即逮捕法办。李福生重申公社已及时妥善处理，不予追究。这个事件给全公社干部上了一堂课。他们佩服李福生发现问题，果断处理，不回避、不推诿，也会在关键时候能拉你一把，有揽事的胆子和能力。

李福生了解农村，了解百姓甘苦，往往一说话一出手就能击中问题的要害。20世纪70年代，娶媳妇流行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些都是抢手货，上面按城里70%、农村30%分配。李福生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力主实施“倒三七”比例，给农村70%、城里30%。他说，天镇农村人口多，更需要。

“文革”时，李福生被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白天游街、劳动，晚上参加批斗会。被勒令担水扫厕所，不能回家。李福生群众基础好，受群众拥护、干部保护。后来查清他没问题，还当上了“三代会”组长。       

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李福生在永嘉堡村蹲点。永嘉堡村村子大、旱地多，农业生产上不去。刚过正月十五，他就住进了村大队，领着村干部到县水利局跑资金，请水利技术员实地查看山头水脉走向，找寻水源。一年多时间，他盯守着打井队，连续打了四眼井，不但解决了全村人畜吃水，还把2700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

那时，干部下乡入队全是步走。李福生无论到哪个村蹲点，生活上没要求，生产上有一套，把集体当自家的日子过，蹲点村生产生活很快有了新变化，人们叫他土专家。他文化不高脑子灵，原则性强；识字不多，说话通俗易懂，风趣幽默。一次他去学校为师生演讲：“15岁想书本，正是学习的季节；25岁想老婆，正是成家的时候；35岁想挣钱，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65岁想枕头，是保养身体的时候；75岁想棺材，该总结自己的一生啦。”  

李福生生活俭朴、吃饭穿衣从不讲究。冬天外穿羊皮袄，里头是对门门扣襟袄，布棉鞋；夏天穿的确良半袖衫、灰裤子黄球鞋。早饭二两小米一个咸萝卜，中午玉米面窝窝山药蛋熬长白菜。和大家一样，伙食定量。有客人也是到伙食管理员那儿拿钱换饭票，买饭吃，绝对不上烟酒。他从来不在外面吃饭，也不陪客人吃客饭，更不另开小灶。到大队蹲点或处理事情一概吃派饭，往往啦呱时就把钱和粮票压在桌子腿下。有时也喝酒，不管多么大的场合都是适可而止，喝了一辈子酒一次没有醉过。

李福生对农村工作熟悉，特别注重典型培养，知人善任。六一、六二年，把南河堡大队的冯珍培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典型，成为县、地区学大寨尖子；在葛家屯村蹲点，发现生产队长李明踏实肯干，号召全大队学李明，大队生产上去了，李明也成为全县干部的榜样；到新顺堡村检查社员深挖地情况，他看见有个社员个子高大，拿了一把比别人都大的铁锹挖地，挖得又深又快。这个人干活实在、不惜力，他很受感动。通过了解，知道这个社员叫郭万录，一贯吃苦耐劳，又是个侍候庄稼的好把式。于是，就把他树为劳动模范，提拔他当生产队长。果然，郭万录干得有声有色，很快成为典型人物，被广泛学习。

1971年秋，当时东沙河村在全县农业生产总值**名，而条件不差的南河堡村却在各方面表现平平。李福生在南河堡村通过调研走访，获悉村两委成员吴正成一身正气，身体力行，是群众公认有能力的硬干部，他力排众议提拔吴正成为南河堡村书记。吴正成上任后，带领全村人拼命干，南河堡村一举超越东沙河村，被誉为“塞外**村”，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一面红旗。吴正成被评为“全省优秀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6月12日，山西日报头版以“社员的公仆 集体的黄牛”为题对他忘我无私的精神作了特别报道。

李福生对群众和干部既宽厚有爱心又严格。他脸色黝黑、不苟言笑。发现社员偷懒或者偷拿集体财物的，当时就批，给你个难看，人们怕他，就背地里给他起了个“李黑头”的外号。一个社员在路上骑着驮耙的驴，他半开玩笑地对那位社员说：“你下来走哇，让驴驮上耙就行了，它还要磨地，路上也该喘喘气，攒攒劲儿。”一个乡干部家里养了几只兔子，悄悄从公社贮备室拿了一捆甜菜叶子。老李知道后，当面对他批评教育：甜菜叶不值几毛钱，可贪污腐化，就是从小问题上开头的！

1981年李福生已是副县长了，村民张凤翔在乡里打机井时受伤，不能动弹。正在全家绝望之际，老李找人托关系让张凤翔住进张家口市骨科医院，并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就痊愈出院了。张风翔指着自己左腿感慨地说：“咱一个普通人，遇上李县长着急时帮你一把，救你一下，一辈子忘不了！”   　　

李福生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照顾家，没为子女留下房子、钱财。但他家风正，五个孩子都有出息。老大、老二都是中专毕业。老三1980年以全县高考理科状元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老四1979年考入山西省中药材学校，1993年考入山西日报社。可以说虎父无犬子。

退休后，老李经常义务为孩子们讲党史、谈爱国，向后辈讲艰苦、谈工作，从不摆谱拿架。2000年秋天，县史志办要补充一些资料。编辑同志询问他一些问题，觉得打扰老人，李老却说：“你们这是为工作来得，不麻烦，我们老啦，说点儿情况应该。让下一代了解过去，了解祖辈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大有好处。”

2001年10月，李福生患了直肠癌，由于他是抗日老战士、离休干部，大同市市长亲自嘱咐医务人员予以**的治疗。2005年，10月29日李福生病逝，走完了他艰苦卓绝且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