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舜

我县地处边塞之地，民众自古重武轻文。从战国初设立延陵邑始到新中国的成立，在近两千五百年历史中，科举考入文职官员寥寥无几，但武进士、武举人、武官家族层出不穷，如闵家、罗家、穆家、于家等，今天详细介绍一下于家的代表人物于舜。

县志记载于家的先祖名叫于聪，浙江湖州府（今浙江省北部）人，出生于元朝末年，自幼酷爱读书。经人指点，投奔当时有名的学士刘伯温，后随刘伯温参加朱元璋的义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于聪以战功授天城卫千户。就此，于聪便入籍天城卫，娶妻荫子，成家立业。

明朝卫所以下武将官职基本是世袭。于家的官职世袭到于舜的父亲于宏，他有两个儿子，长子于尧，次子于舜。于舜，字温泉，嘉靖九年（1530年）生于天城卫。于宏非常重视后代个人能力的培养，他专门请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先生，来家里教两个儿子读四书五经、历算等。他亲自传授武技、骑射、兵法韬略等，同时教育兄弟俩为人要慷慨、宽容，为武将要无畏无惧。

兄弟俩禀赋聪慧，少年时就抱负远大，立志学好文武艺，报国济民，匡扶正道。只可惜，哥哥于尧体弱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成年娶妻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于凤仪。而他的病情却日渐加重。弟弟于舜体格健壮，勤快好学，十分懂事。常常跟在父亲身边，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练习武艺，学习骑射。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鞑靼部俺答汗带领骑兵进犯大同，沿途烧杀抢掠。于宏接到大同总兵张达的命令，率军前去阻击。他预感这是一场恶仗，就没敢让于舜跟随，留在家里照管于尧和凤仪。他统领部队向大同进发，不料，在阳和卫（今山西阳高县）境内与一大股鞑靼骑兵相遇。他不畏强敌，率先杀入敌阵，斩杀蒙古骑兵十数人。但由于敌众我寡，最后身陷重围，战死在沙场。

于宏战死的消息，大同总兵张达派快马密奏明廷。明世宗嘉靖帝当即加封于宏的长子于尧为卫指挥使（正三品）。

没等圣旨送达到天城，于宏战死的噩耗已报至家中。于舜踉踉跄跄地扑到哥哥的病榻边，和哥哥一起嚎啕大哭。全家人也都悲痛欲绝。久病不起的于尧，哪里经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登时浑身抖作一团。他正欲悲怆地哭喊一声，但却吐出一口鲜血，便辞别了人世。他那可怜的妻子本就被一直生病的丈夫弄得郁结缠心，突然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撒手撇下了小凤仪而亡。

当圣旨送到于家，按照明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继承原则，应由长子于尧继承指挥使这一官职，但于尧未袭而殁，这样就轮到由弟弟于舜来承袭。然而，于舜却拒绝继承，执意要幼小的凤仪承袭这指挥使官职。呈送圣旨的官员和于家的人，都用惊疑不解的目光望着他！于舜说：“如我兄长不死，凤仪不是理所当然的子承父荫吗？长兄尸骨未寒，我这个当叔叔的岂能夺了这个可怜的遗孤的继承权呢？这样让我如何向死去的父兄交代？”   

送圣旨的官员，往日耳闻目睹的皆是权谋诡计的宫廷争斗，官宦世家你争我夺的卑劣行径。今日却看到于舜如此忠厚大义，气量宽宏，甚是感动，就遂了于舜的心愿，把朝廷加封的指挥使官职，由凤仪继承了。

于舜感恩戴德的连连拜谢。官员见于舜是诚心地让出职位，就又上奏朝廷，加封于舜为镇虏卫副千户的官职。

从此，于舜在公务以外，把凤仪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教养，既当父又当母，教文又教武。不辞辛苦，不避嫌怨，一时被民众传为佳话。

于舜的一举一动，把驻新平路的武略将军（虚职、从五品）感动得落下了眼泪。武略将军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却有如此气量，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就把自己的侄女渠氏嫁给于舜为妻。

不久，渠氏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于翔仪。凤仪、翔仪，自幼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童年时代，这一对亲叔伯兄弟便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据《地方旧志》中记载他俩：为人大方，不吝惜；才智过人，不自傲；骁武超众，性慷慨；多英略，通达工艺、算术、武技等各种能力。

于舜一有空就带着凤仪、翔仪翻山越岭，去距天城六十里地的新平堡请武略将军亲自教授他们谋略、武艺。凤仪长到十六岁、翔仪长到十四岁时，已经掌握了很多军事韬略和武技。弟兄俩常常骑上骏马，越过长城，奔驰射箭，枪刀对练，实战的武技已经十分精湛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兄弟俩文武全才、孝顺贤良，博得百姓们的信服，在大同一带也有了名气。凤仪十八岁，升任大同西路右参将；翔仪十六岁时，升任大同东路左参将。弟兄俩显示出的胆略、见识和武功等样样都好，难分高下，深得大同总兵的喜爱、器重。

于舜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仰望蓝天，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哥哥啊，你若是在天有灵，大可欣慰了，孩子们都胜过了我们这一辈儿，保佑他们吧！”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蒙古鞑靼部入侵陕西。边防求援告急奏折，一本接一本地堆在皇帝的龙案上。五十七岁的于舜为报答皇恩，主动请缨，奉命远征。他与陕军一起数次跟蒙古骑兵交锋，虽然身负几处刀伤，但也杀敌十数人，立下了战功。

于舜回到天城卫后，不久伤势就痊愈了。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出南城门外转了两圈儿后，竟然购置了十二亩田地，开始种植庄稼，当起了农民。他在“躬耕陇亩”劳动之余，经常跑到别的地头和人家聊天，聊着聊着，又帮着人家干起活来，并且一干就是多半天，说是补聊天耽误下的活。

于舜乐意与民为伍，街上摆摊的小商、店铺里的伙计、耍手艺的匠人、私塾的先生等都是他的好友。特别是跟贫苦的劳动人，彼此交情很深，晨晚相聚。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来二去，原本就廉洁自持的他，生活更是克勤克俭，处处节衣缩食。然而，于舜绝不是个吝啬、抠门儿的人。每当遭遇天灾年荒，他就慷慨解囊，赈济乡亲，毫不吝啬。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洋河流域上游连续下了二十多天的大暴雨，洪水漫过了城墙的西北角，流到了城里。街道漫水，低洼的房屋被淹，不少民宅倒塌，灾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

于家大院地势高受损不大。于舜家里人少，就合并住在一条大炕上，腾出来的居屋收留无家可归的灾民。于舜又倡导富户人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房出房，捐出银、粮、房周济难民。他带头在自家的大门外搭起席棚，把历年积攒的粮食全都拿出来，分发给灾民。

同时，于舜又积极资助在废墟上盖房的人。每当有人盖房登门借钱时，他一概不拒。他本来想拿出钱捐给求借者，但又考虑到怕人家难为情，不好意思接受。就想出了个妙招：一手拿着银袋，一手拿着账本，主动送到人家的门上，留下银子，记在欠账上。后来人们发现，他不仅从来不去催要欠账，就是欠债人主动把钱还到府上，也被他婉言地拒收了。

在平时，于舜只要是听到有人说，那家因贫困所迫，把刚死去的亲人卷于席筒，他定会解囊相助，施与棺木；那家遇到灾祸而倾家荡产，不得已把女儿典到妓院，他准会携带银两去为其赎身。日久天长，受到他恩惠的人家不计其数。他慷慨大方，好善乐施的义举，很快在天城卫传播开来。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初秋，一场大暴雨过后，于舜步行到大西街，被一股滚滚而来、漫过街面的洪水挡住了去路。多少年来，一下大雨，半个西南街的雨水都要漫过这段街道，向北流去。行人只得脱鞋、卷裤，提心吊胆地趟着混浊的水流而过，给百姓们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眼前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于舜，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己出资，建造一座坚固耐用的桥。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在入冬时，一座美观实用的石桥竣工了。民众一致要起名叫“舜桥”，并强烈恳求把这名刻在桥头上，意在过桥不忘出资造桥的人。正当石匠拿起钢凿准备刻字时，被急匆匆赶来的于舜制止了。他说：“这名儿起得不妥，刻在桥上就更不妥了。我看，就叫‘石桥’吧！”从此，“石桥”这名和这桥，一直沿用了三百七十多年。

民众受到于舜的恩惠、周济，犹如他的字号“温泉”一样，渊源不歇，没有尽头。他一生忠义节俭，多行善举，积德累功，自古道：“积善人家，必有余庆。”不仅他增寿，而且延福于子孙后代。万历十六年间，于舜因儿子于翔仪封为骠骑将军（虚职，正二品），夫人渠世被封为二品诰命夫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十九日，于舜在天城府邸寿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一。死讯很快传遍全城，城内的职官、父老、百姓都挥泪来吊祭。出殡的那天，自发来送葬的民众跪满了整个南街的路面，哭声撼天震地，相闻数里。万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舜同渠夫人合葬于天城卫城南九原。

于舜死后，礼部右侍郎朱之蕃（万历二十三年状元）奉明神宗万历帝旨意，亲临天城卫，为其撰写墓志铭，赞扬其：于维于公，洵若温泉，宜尔家乡，沐泽绵绵。仁义之积，忠孝相传，简命尊荣，厥授自天。子孙绳绳，裕后光先，公偕母氏，含笑九原。